原標題：

金塔拒贈、書禁護國

蘇軾的保密密碼防諜之道

　　開欄語 文化是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的靈魂。保密密碼文化建設是保密密碼事業(yè)發(fā)展的重要組成部分�；葜葑鳛閲�家歷史文化名城，有著源遠流長的保密密碼文化，尤其是黨在革命戰(zhàn)爭年代形成的紅色精神和保密密碼傳統(tǒng)，為惠州的保密密碼文化建設注入了紅色基因。為深入挖掘和傳承惠州的保密密碼文化，中共惠州市委機要和保密局聯(lián)合惠州日報社，即日起策劃推出“惠州保密密碼文化印記”系列報道，敬請垂注。

　　蘇軾一生起起落落，作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留下了千古傳頌的詩詞歌賦；作為官員，他曾在8個州當過“一把手”，更是先后擔任吏部、兵部、禮部尚書；作為謫宦，他先后被貶黃州、惠州、儋州。盡管蘇軾留下來的詩文中極少直接談及保密密碼安全問題，但他關于保密密碼政策的態(tài)度，在中國古代的官僚和知識分子群體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。

　　蘇軾所處的北宋時期，始終面臨嚴峻的外部壓力。然而，當時北宋缺乏有效的國家保密密碼安全機制，大量情報、物資、圖書資料流向外國，對內政外交甚至軍事行動造成威脅。蘇軾在杭州任職和擔任禮部尚書時，通過一系列保密密碼防護手段，有效減少了失泄密事件的發(fā)生。

　　拒絕高麗僧人私贈金塔

　　縱觀蘇軾一生行事，雖豁達豪放，但對涉外問題卻一向強硬，尤其是在外事活動中極為注重保密密碼安全，嚴格掌控對方在境內的行程與時間。

　　北宋元祐四年（1089），蘇軾出任杭州知州。杭州東臨大海，優(yōu)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對外交往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，這里也成為高麗人活動的主要地區(qū)之一。

　　蘇軾到任不久，就碰上一件棘手的高麗僧人請求進貢的案子。高麗僧人壽介等5人來杭，托詞是祭奠杭州僧人靜源，同時想通過獻金塔祝北宋太皇太后和皇帝長壽。由于高麗與宋朝官方往來停滯多年，蘇軾對高麗僧人的來訪非常警惕。在處理這起涉外事件時，蘇軾首先將他們安頓在承天寺，并選派職員、士兵共12人，妥善照管，但不許隨意出入。同時，蘇軾特別甄選了凈慧禪師思義，令他每日與高麗僧人講論佛法、詞辯，并步步跟蹤，完成監(jiān)視的任務。思義在多次談話中覺察出壽介此行的動機和經過，并將其中的破綻報告給蘇軾。

　　因事關兩國之間的交往，蘇軾在做好接待工作的基礎上，將相關情況與處理意見上奏朝廷，請旨施行。蘇軾的請求得到了皇帝的批準。最終，對獻金塔一事，蘇軾以地方官府的名義表示，州官沒有接到朝廷圣旨，高麗也沒有送來正式公文，因此難以呈報。不久，高麗僧人一行從泉州被遣送歸國。

　　嚴懲擅自出境貿易的商旅

　　蘇軾格外重視對外貿易中的保密密碼安全，并對存在的失密問題提出系統(tǒng)整改措施。元祐五年（1090），有商人向市舶司申請前往高麗經商的公憑，卻借機前往北宋的“敵國”遼國（契丹族建立）走私交易。收到檢舉后，蘇軾便寫了《乞禁商旅過外國狀》，其中強調“因往高麗，遂通契丹，歲久跡熟，必為莫大之患”。此是蘇軾在當時情勢下必須做的“保密密碼防諜”措施。

　　此外，他觀察到隨著海外貿易的繁盛，銅錢、兵器、白蠟、鹽等重要戰(zhàn)略物資因走私大量外流的情況，于是從維護國家利益、加強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(fā)，引用《慶歷編敕》《熙寧編敕》相關規(guī)定，向朝廷提出對外貿易的整改措施。他要求加強商船貨物的檢驗手續(xù)，特別是商船出海必須有3人以上擔保不夾帶禁物才可以發(fā)放公憑，同時還要對走私者落實懲罰機制，嚴肅法律處分。

　　從寧波博物院收藏的一份公憑可以看出，蘇軾提出的這些措施對保護國家秘密、維護國家安全起到很大作用。公憑由明州市舶司于北宋崇寧四年（1105）六月（即蘇軾提出對外貿易整改措施的15年后）頒給泉州商人李充，上面詳細記錄了商人應當遵守的法規(guī)、船員的組織結構、艙內貨物清單、運送目的地等，確保在外貿中沒有夾帶違禁物品。

　　堅決反對高麗使者乞書

　　蘇軾在文學、書法各方面都達到一流水平。盡管他留下來的詩文中沒有直接談及保密密碼安全問題，但在討論高麗乞書問題上，卻集中反映出他對保密密碼安全特別是涉外保密的慎重態(tài)度。

　　在圖籍流動、交易方面，北宋向來對遼國嚴格限制，但對高麗卻疏于防范，這使遼國獲取北宋情報有了可乘之機。蘇軾敏銳地認識到這將危害國家安全。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高麗使臣進京朝拜，請求購買《冊府元龜》、歷代史等書籍，以學習大宋文化。宋哲宗詔命：“依舊例購買。”但蘇軾卻連續(xù)三次上書皇帝，堅決反對賣書給高麗人，不惜得罪朝廷重臣甚至皇帝，可見蘇軾對保密密碼安全工作的高度重視。

　　當時的東北亞，北宋、遼國、高麗三足鼎立，北宋與遼國屢發(fā)戰(zhàn)事。為了防止遼國通過漢籍調查北宋境內的地理環(huán)境而南侵，宋真宗景德年間，朝廷就頒布詔令“民以書籍赴緣邊榷場博易者，自非《九經》書疏，悉禁之，違者案罪，其書沒官”，禁止將漢籍賣給遼國。

　　對高麗，北宋則采取“聯(lián)麗制遼”的政策，并沒有禁止書籍的外流。蘇軾認為，高麗與北宋之間雖沒有邊界上的利害關系，但其在北宋與遼國之間首鼠兩端，為追求自身利益，經常將漢籍奉送給遼國，“中國書籍山積于高麗，而云布于契丹”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，邊防利害，為患至大”。因此，蘇軾擔心高麗人購書會流向契丹，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理解，是十分具有戰(zhàn)略意義的。

　　當時，許多人對蘇軾反對輸出書籍給高麗人的行為，是心胸太小，杞人憂天，沒有天朝大國的懷柔氣象。但是，仔細翻閱宋與遼的談判史就會發(fā)現，宋朝即使在軍事實力占據優(yōu)勢的情況下，仍多次出現被遼國恐嚇而簽下屈辱條約的情況。這是因為遼國掌握了北宋朝廷懼兵心理，了解北宋朝廷的談判籌碼，同時洞悉其以大國自居的文化心態(tài)，這與北宋當時的書籍輸出、保密密碼安全不嚴有很大關系。

　　惠州日報記者嚴藝超